下面,是一行极小的铅笔字,几乎被岁月磨平:
“问林砚:2018。03。17,市局物证科,编号LQ-2018-0,那只蓝色塑料袋,最后去了哪?”
我攥着便签,手心全是汗。
林砚静静看着我,眼神里没有惊讶,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疲惫。
“那只袋子,”他声音很轻,“装着蓝桥案死者最后一块肋骨碎片。它本该送去省厅复检。但它在移交途中‘丢失’了。监控显示,它被一名穿深蓝制服的工作人员,带进了市局西侧档案楼B座——那里,存放着所有‘阶段性存疑’的未结案卷宗。”
“谁?”
“档案管理员,姓周。”
我浑身血液骤然冻结。
周屿的父亲,周明远。
我决定去见周明远。
不是以律师身份,不是以死者前女友身份,而是以一个女儿的身份——他另一个女儿,周屿同父异母的妹妹,周沅。
我花了两周时间,伪造了一份亲子鉴定报告、一套完整的成长轨迹资料,以及一段经过精密剪辑的童年录音——那是我翻遍旧硬盘,在十年前一次公益法律援助活动中,偶然录下的周明远的声音。他当时正在调解一起邻里纠纷,语气温和,带着一种令人信服的钝感。
我预约了他在司法局老干部活动中心的“银龄法律咨询日”。
他比我想象中更瘦,银发梳得一丝不苟,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框老花镜,镜片后的眼睛浑浊却锐利。他端详着我递上的“亲子鉴定书”,手指在“支持生物学父女关系”的结论处停顿良久。
“沅沅啊……”他叹口气,声音沙哑,“你妈妈,她还好吗?”
我垂眸:“她去年走了。肺癌。”
他闭了闭眼,喉结滚动:“……苦了你。”
我捧上保温杯,里面是按他病历要求熬的西洋参枸杞茶。他接过去,小口啜饮,热气模糊了镜片。
“爸,”我试探着开口,“我最近在整理妈妈留下的旧物。看到一本你早年的工作笔记,里面提到一个案子……蓝桥水库。”
他握杯的手几不可察地一僵。
“哦?哪个案子?”
“一个女学生……叫林晚。”
他放下杯子,慢慢摘下眼镜,用一方叠得方正的蓝格手帕擦拭镜片。动作很慢,像在擦拭一件易碎的证物。
“那个案子啊……”他望向窗外,梧桐叶影斑驳,“证据链有瑕疵。但结果,不算错。”
“可林晚的肋骨碎片,”我盯着他,“在物证移交记录里消失了。”
他擦眼镜的手停住。
“物证移交?”他忽然笑了,那笑容像一张薄脆的糖纸,裹着底下坚硬的核,“小沅,你记错了。蓝桥案的物证,从来就没有‘移交’这回事。所有原始检材,按规定,必须由办案单位自行封存、登记、入库。而市局物证科,”他顿了顿,目光如锥,“二十年来,从未发生过一起检材丢失事件。”
我心跳如鼓:“可监控显示……”
“监控?”他轻轻摇头,把眼镜重新戴上,镜片后的目光陡然清明,“小沅,监控只能拍到人进出。拍不到人心里,装着多少个版本的真相。”
他忽然起身,走到活动中心角落的旧书柜前,取出一本厚重的《刑事诉讼法释义》。书页泛黄,边角磨损,显然被翻阅过无数次。他翻开其中一页,指着一段加粗的条文:
“对于来源不明、保管链条存疑的物证、书证,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。”
“你看,”他把书推到我面前,指尖点着那行字,“法律写得清清楚楚。可谁能定义‘来源不明’?谁来判定‘链条存疑’?”
他俯身,离我很近,身上有淡淡的檀香与药味。
“沈律师,”他忽然换了称呼,声音低沉下去,“你比我更懂这个。你代理过那么多案子,见过太多‘来源不明’的证据,也亲手帮太多人,把‘存疑’变成了‘确凿’。”
我脊背发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