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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章 回避误区的办事艺术（第3页）

避免办事固执

世间没有什么能比自以为是更愚蠢的了。适当的固执可能对事业有好处，一旦固执过了头，就变得心胸狭窄，敏感多疑了。

他们是两兄弟，一个是画家，另一个是医生。那位画家自以为是个天才，他骄傲而且暴躁，浮夸自负。他瞧不起自己的哥哥，认为他是个市侩和感情用事的人。不过他自己却一点钱也赚不到，要是没有哥哥周济他，他早饿死了。

奇怪的是：‘尽管他外表笨拙粗野，却画了很多的画，举行个人画展，但每次只能卖掉两幅，从未超过此数。

后来，医生去世了，他把自己的一切留给了他弟弟。那画家在医生的家里发现了25年来被无名主顾买去的全部油画，最初他无法理解，经过一番考虑之后，他做出了如此解释：那狡猾的家伙想作一本万利的投资呢?

在一个小县城，有一位年轻英俊的清洁工，他每天早晨拉着垃圾车经过我家楼下时，都会晃动他手上的摇铃。当我提着垃圾袋走向他时，他总是微笑着，在垃圾车旁，优雅地做个“请”的姿势，就像在说“欢迎光临”。

他总是打扮得很整洁，干干净净的，甚至时髦，像是在做一件很体面、荣耀、骄傲的事。有一次，我还看见他用扫帚对准了地上的一个烟蒂，摆出打高尔夫球的姿势，一杆把烟蒂击入距离两三步远的簸箕内，还顽皮地对我扮了个鬼脸……

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只知道他正值青春年华。原先他在省城一家宾馆里当迎宾先生，后来因为老父病重，便回老家照顾病人，同时兼做了一名清洁工。

在与垃圾打交道中，他总能抱着一颗感激的心，因为有事做是最重要的。被他优雅、自信、有礼的言行所感动，每次倒垃圾时，我都不忘说声“谢谢”。对此，他很激动。他说他永远不会看轻自己，但仍然在乎别人的尊重与肯定。

他把“劳动”两个字演绎得尊贵无比。

一天见他一次，真是三生有幸。因为，他不仅帮我们带走了生活垃圾，也净化了我们日渐蒙尘的内心。

世界上有无数的人能力平平却靠着他们良好的工作态度，能做到处世顺利、事业有成，一个粗俗不堪或自以为是的人，必然会给人留下很不好的印象。种下什么才能收获什么，种了瓜是不会收获豆的。

避免办事疏忽大意

世上的事情都有一个恰到好处的分寸。有一分谨慎就有一分收获，有一分疏忽就有一分丢失。十分谨慎就完全成功；完全疏忽就会彻底失败。办乎只在讲究一个谨慎用心。

许多人在办事时，开始比较谨慎，过不了多久，就松懈下来了；有的人对大事、难事比较谨慎，对小事、容易事就疏忽。生活中不是常常有因忽略小事而酿成大祸的惨痛教训吗?到了困难的事情面前一筹莫展，还不是在容易事前疏忽而造成的吗?如果不想失败，就要十分谨慎。尤其在事物进展到尾声时切勿疏忽大意，以防前功尽弃。在我国历史上就有过正、反两方面教训。

战国时，秦国国富民强，气势最盛。秦武王以为从此可高枕无忧，便以骄色示人。一谋士见势不妙，便进言提醒武王道：“诗日，‘行百里者半九十’，指的是把持到最后关头的困难。今天的霸业是否能成，还得看各方诸侯是否出力，然而大王现在就沾沾自喜，以骄色见人，而忽视图霸的准备，若让他国知道了，受诸侯攻击的恐怕非楚而秦了。”秦武王虽精于政治，其霸业也只维系了短短的4年。可见他没有听进谋士的忠言。

在施政方面，真正做到善始善终，居安思危的，要数唐太宗李世民了。

唐太宗常对左右说：“治国之心犹如治病。病人希望尽快痊愈，求医心切。如果病人能认真听从医生的嘱咐，配合治疗，病就痊愈得快，反之，恐怕就要使病情恶化，甚至丧命。治国也是同理，要想保持天下安定，就得事事谨慎，若在关键时候有疏忽，必招亡国之祸。现在天下的安危全置于我一人肩上，因此，我要慎重地警惕自己。即使歌功颂德，我还需检点自己的言行，加紧努力。但是，只靠我一人是难有作为的，希望你们能做我的耳目，发现我有过失，请直言无妨，君臣之间如有疑惑而不说，对治国是极其有害的。”

唐太宗如此开明，才引出善谏的魏征，以这种态度施政，才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“贞观之治”。

毛主席在《矛盾论》中说：“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，或复杂的运动形式，不论是客观现象，或思想现象，矛盾是普通存在着，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，这一点已经弄清楚了。”要想办事顺利，就要小心谨慎，顺风满帆不掉以轻心，以“安全驾驶”的姿态去把持最后关头。

避免办事鼠目寸光

《菜根谭》中说：“立身处世如果不能站得高望得远，就好比在灰尘之中掸衣服上的灰，在泥水中洗脚，哪能出人头地呢?处理事情如果不多留一些余地的打算，就好比飞蛾扑火，公羊角去顶撞篱笆，又怎么能使自己的身心摆脱困境感到安乐愉快呢?”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聪明人办事，在注意其利益的同时，也不忽视与之相伴的害处。他们能兼顾利害得失。在这点上，我们不妨吸取古人的经验和教训。

汉魏时，朝廷对羌中鲜卑人归降的多安置在塞内各州郡。后来鲜卑人势力日益膨胀，经常在关内寻衅起事，挑起民族矛盾。杀害地方官，侵扰附近村落，渐渐成为祸害。晋代时，侍御史郭钦给出了正确办理这件事的方案，他请求朝廷乘平吴的余威，把鲜卑人分散到内地或边疆，加强交通要塞，效仿明光王对待少数民族的制度。朝廷对这个处理方案没有采纳，终于出现了五胡乱中华的混乱局面。

通常只有乘开国的势头才可扬威边疆，错过机会去办就很难有所作为。宋初不能立威于契，终使金、元外族之祸持续不断；明朝太祖朱元璋向北驱逐金、元，威风行于沙漠戈壁；明成祖朱棣定都燕京，多次征服胡人，并重修万里长城以御之，这样办事可谓深谋远虑。

北宋时，西夏主李继迁骚扰西部边疆，保安军擒获了李母。宋太宗想把她杀掉，犹豫不决，请枢密使寇准商议此事。商议过后，寇准回家路过相府，将结果告诉宰相吕端。吕端问：“这件事准备怎样处理?’’寇准告之：“准备斩首，以惩戒凶逆。”吕端说：“如此未必合适。”他于是进见皇帝说：“从前项羽欲烹高祖父太公以示威于高祖，而高祖却说愿分得一杯羹。举大事者是不顾父母的，何况李继迁是个不孝之子呢。陛下今天杀其母，明日能抓住李继迁本人吗?如若不然，只能增添其对宋的仇恨，反而益坚。臣以为，应将李母安置于延州，好好服侍，以招来李继迁。他即便不降，也可用此事拴住他的心。”太宗听罢称赞，以此为理。后来继迁母死于延州，继迁死后，其子投诚。

当人被某事某物所惑时，不顾利害得失而匆匆行动，从而不免受挫。兼顾利害得失者，无论办什么事都不会陷入困境了。

有的人在办事时，无端生出许多烦恼，这都源于利害得失间的矛盾。如果单纯就事论事，利害得失泾渭分明，水火不容，但是从人的生活整体而言，利害得失又是相互联系、密不可分的，甚至，在一定的程度上，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同一件事情。

春秋战国时期的宓子贱，名不齐，是孔子的弟子，鲁国人。有一次齐国进攻鲁国，战火迅速向鲁国单父地区推进，而此时宓子贱正在做单父宰相。当时正值麦收季节，大片的麦子已经成熟了，不久就能够收割入库了，可是战争一来，这眼看到手的粮食就会让齐国抢走。当地一些父母向宓子贱提出建议，说：“麦子马上就熟了，应该赶在齐国军队到来之前，让咱们这里的老百姓去抢收，不管是谁种的，谁抢收了就归谁所有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”另一个也认为：“是啊，这样把粮食打下来，可以增加我们鲁国的粮食，而齐国的军队也抢不走麦子作军粮，他们没有粮食，自然也坚持不了多久。”尽管乡中父老再三请求，宓子贱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。过了一些日子，齐军一来，把单父地区的小麦一抢而空。

为了这件事，许多父老埋怨宓子贱，鲁国的大贵族季孙氏也非常愤怒，派使臣向宓子贱兴师问罪。宓子贱说：“今天没有麦子，明年我们可以再种。如果官府这次发布告示，让人们去抢收麦子，那些不种麦子的人则可能不劳而获，得到不少好处，单父的百姓也许能抢回来一些麦子，但是那些趁火打劫的人以后便会年年期盼敌国的入侵，民风也会变得越来越坏，不是吗?其实单父一年的小麦产量，对于鲁国的强弱的影响微乎其微，鲁国不会因为得到单父的麦子就强大起来，也不会因为失去单父这一年的小麦而衰弱下去。但是如果让单父的老百姓，以至于鲁国的老百姓都存了这种借敌国入侵能获取意外财物的心理，这是危害我们鲁国的大敌，这种侥幸获利的心理难以整治，那才是我们几代人的大损失呀!”

宓子贱自有他的得失观，他之所以在这件事上拒绝父老的劝谏，让入侵鲁国的齐军抢走了麦子，是认为失掉的是有形的、有限的那一点点粮食，而让民众存有侥幸得财得利的心理才是无形的、无限的、长久的损失。利害得失应该如何取舍，宓子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