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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官莫作怪（第1页）

做官莫作怪

大师语录

南怀瑾说：只是人有人心，以人心自我的私识，认为天地有好生之德，因此发出天心仁爱的赞誉。如果天地有知，岂不大笑我辈痴儿痴女的痴言痴语吗？明白了这个原理，便可了知真正有道的圣人，心如天地，明比日月，一切的所做所为，自视为理所当为，义所当为的事，便自然而然地做了。并不一定因为我要仁爱于世人，或我要爱护于你，才肯去做。

经典回放

选自《道德经》

【原文】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天地之间，其犹橐龠乎？虚而不屈，动而愈出。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。

【译文】天地没有仁爱之心，把万物当成刍狗，既不珍惜也不轻视；圣人没有仁爱之心，把百姓当成刍狗，既不亲近也不歧视。天地之间，不正像一个大风箱吗？不去拉它，什么事也没有。一拉就有风了，越拉风就越大。世事也是如此，说得越多，麻烦越多。不如顺其自然。

大师释疑

刍狗：草扎的狗，用于祭祀，用了就丢弃。用时不是因为珍惜它，丢弃不是因为轻视它，皆无心而作。

橐龠：风箱，一拉就有风。

屈：竭尽，穷尽。

学道一得：把好心收起，按制度办事

《道德经》和孔子的《论语》一样，都是写给统治者看的，或者说，是培养优秀领导的教材。在古代，统治者一“说话”，就是法律、政策，会对国计民生产生影响。所以该怎么“说话”，自然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。

孔子讲仁道，“仁者爱人”，巴不得当官的将心掏给百姓才好。老子正好相反，“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”，建议当权者将好心揣进自己肚子里，不要随便掏出来。老子认为，让百姓自然生活，他们的日子会过得很好；若是有人跟他们讲什么仁啊义啊，他们反而要倒霉了。春秋之间，战乱不绝，伏尸遗野，每一场战争，无不以“仁义”作为旗号，可是最后审视，却是“春秋无义战”。

“刍狗”是一种比较便宜的东西，祭祀时用真狗比较破费，人们就变通一下，用草扎的狗摆上去，哄祖宗们高兴。“以百姓为刍狗”，好像轻视百姓似的，所以老子这句话历来颇引人争议。其实老子的意思是，当权者要公平，对百姓心态放平，既不重视也不轻视，让他们自然生活。

无论哪朝哪代，无论明主昏君，都高喊“公平公正”，做法却大相径庭，有的造福天下，有的欺世盗名。但不管哪种做法，都不是老子提倡的公平。老子所说的公平，有两个要点：

第一，顺从自然之道，引导“无为”的公平。

老子对道德意义上的公平不感兴趣，他提倡合乎自然之道的公平。道德意义上的公平是：“非患贫，而患不均”——大家都是爹妈生的，有的人真穷，有的人真富，太不公平了！你手里端着一碗肉汤，我手里端着一碗白菜汤，没饿死我先气死了！所以，有些人的政治理想是“等富贵，均贫贱”。有的人干脆打出“替天行道”的旗号，劫富济贫。其实，强行把富人的钱抢过来分给穷人，并不符合天道。

政府过于讲仁义，对百姓生活干预过多，也很有问题。即使在一户人口较多的家庭，也很难一碗水端平，国家这么大，所谓讲仁义，肯定会倾向于少部分人——从历史事实看，主要倾向自己亲近的人，这就造成了人为的不公平。人们为了在统治者的“仁义”中分一杯羹，会想方设法向统治者身边靠拢，于是，各种乌烟瘴气的事情就发生了。

合乎自然之道的公平是：你勤快一点、能力强一点，生活就富裕一点；相反，你没有能力又不爱干活，那就多吃白菜少吃肉——反正不干活的人用不着那么多营养！

老子的“以百姓为刍狗”，绝非对百姓漠然视之、不理不睬、不闻不问，而是让百姓自己调节生存状态，不要过多干预。这样做，统治者似乎没有为老百姓做多少事，所以，百姓富足了，也不认为是靠当权者帮忙，“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谓我自然”——我是靠自己努力致富的，跟你当官的没有关系。

有趣的是，西方国家搞自由竞争，政府不过多干预民间事务，人们也不认为自己致富是靠政府帮忙，这跟老子“以百姓为刍狗”的政治理念倒有一点相似呢！

第二，让人们自由选择他们想过的生活。

如何实现“以百姓为刍狗”的公平理论呢？老子没有说。毫无疑问需要借助法令制度。但不必“多言”，政令越简单、明确、稳定，越有可能如实兑现。在公平而稳定的制度下，让百姓各求所需、各尽所能，过他们想过的生活。这比在有限范围内施行仁义要优越得多。

战国时的秦襄王，在管理国家方面，颇有一点“以百姓为刍狗”的味道。他不偏爱百姓，一视同仁；百姓偏爱他，他也很反感。有一次，秦国郎中阎遏、公孙衍外出办事，在一座庙前看见一些人正在杀牛。他们感到十分奇怪，心想：现在不是祭祖的时节，他们为什么杀牛呢？于是，两人上前询问原因。他们回答说：“杀牛祭祀老天爷，是为了还愿。”

“还什么愿？”

“前些日子，听说襄王病了，我们就买了这头牛，来庙里向老天爷许愿：如果襄王病好了，我们就杀这头牛祭天。现在大王的病幸而已经痊愈，我们就来向老天爷还愿了。”

两位郎中听了，心里很高兴，回宫后，兴冲冲地向襄王道贺：“大王的功德已经超过尧、舜了！”

秦襄王吃惊地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两位郎中回答：“尧、舜虽是圣人，他们的百姓还不至于为他们祈祷。现在，大王病了，百姓自动买牛为您祈祷；您的病好了，百姓就杀牛还愿。所以，我们私下认为，大王的功德已经超过尧、舜了！”

秦襄王忙派人调查，发现果有此事，就罚当地的里正和伍老各出两副销甲。阎遏、公孙衍惊讶地问襄王：“没有奖励也就算了，大王为什么反倒惩罚他们呢？”

襄王解释说：“老百姓之所以为我所用，不是因为我爱他们，而是因为我有权势，他们才为我所用。现在，老百姓没有接到命令，就擅自为我祈祷，这是他们热爱我的表现。他们热爱我，我该如何回报呢？如果我偏爱他们，就不能严格执法了。不能严格执法，就做不到令行禁止，这是亡国之道。所以，我惩罚里正与伍老，使百姓不能偏爱我，我也不必示爱于他们。这样，才能严明治国啊！”

秦襄王不偏爱百姓也不让百姓偏爱自己，实行的是法家的“霸道”，跟老子的“自然之道”还是有所不同。霸道实行严刑峻法，而老子提倡法令简明。但两者“以百姓为刍狗”的宗旨却是相通的。

不偏爱百姓，是否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或遭受灾变的人们不需要救济呢？当然不是。真正的救济是用法令规定哪些人、哪些情况属于救济范围，然后一切按制度办事，没有任何偏心，也用不着一对一的慈善之举。令人奇怪的是，中国是一个讲了两千多年仁义道德的国家，慈善法规却从来没有完善过，需要救济的人经常得不到救济；反而是不讲仁义道德的西方国家，他们却在这方面做得很优秀。这岂非具有讽刺意味？

无论古今中外，无数历史事实证明，当权者的仁爱对国家、对百姓带来的好处远远没有弊端多，要想国家富强、百姓安乐，最好的办法是制订公平的法令，然后一视同仁地执行；要想国家混乱、百姓怨声载道，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今天出一条善政、明天搞一项利民措施。因为所谓善政、利民，说明当权者还是在为老百姓办事，而不是干自己的本职工作。说明法令还没有把当权者的职责规定清楚，他们还处于特权阶级，有权进行管理，无须接受监督，办事就有功，败事也无过，远未达到公平的境地。这样哪能不混乱呢？